文|避寒南平期货配资
编辑|避涵
1955年那场授衔仪式，怀仁堂里站满了将星闪耀的军人，偏偏有一个人没到场，他在大连的病床上靠吸氧过日子，已经整整十五年没摸过枪。
消息传来，他掏了掏耳朵，以为自己听岔了。一个躺了十五年的人，凭什么排第二？
大连病房里传来的消息
1955年9月，北京那边忙得热火朝天。
怀仁堂的授勋典礼搞得隆重，周总理亲自颁发命令状，粟裕头一个上去，接了大将。紧跟着念到的名字，是徐海东。
这名字一出来，知道内情的人心里都咯噔一下。
为啥？因为这位老兄当时没有任何实际职务。说得再直白点，他在军队的花名册上挂了个"委员"的虚衔——国防委员会委员。
从1940年吐血倒在战场上开始，他辗转安徽、淮安、山东、大连，一路养病。整个解放战争，辽沈、淮海、平津、渡江、他全程缺席。
别说指挥打仗了，他连自己穿衣服都费劲。在大连，苏联医生给他做了检查，结果是肺功能大面积丧失。
就这么一个人，排在了十位大将的第二把交椅。前头只有粟裕，后头是黄克诚、陈赓、萧劲光、个个都是正儿八经在岗位上当家做主的角色。
据相关党史文献记载，消息传到大连时，徐海东心里很不安。恰好周总理去看他，他坐在那把用了多年的旧藤椅上，对总理讲："授我这个衔，我受之有愧。"
周总理没跟他客套，回了一句很干脆的话：“给你这个，是按你对革命的贡献来定的。”
贡献？什么贡献？一个在床上躺了十五年的人能有什么贡献？
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得往前推二十九年，推到1926年湖北的一座桥上。
一个排冲垮四个炮连
1926年8月，湖北咸宁，汀泗桥，这地方在当年的军事地图上有个响当当的绰号叫做"鄂南第一门户"。
三面是水，一面靠山，粤汉铁路从桥面上穿过去。地势险到什么程度呢？五年前湘军赵恒惕带了几万人来攻，愣是啃不动，灰溜溜退了。
吴佩孚就是靠这座桥起的家，他把它当成武汉的最后一道门槛，搁了重兵死守。
北伐军第四军冲上去了，几个团轮番攻，被对面的炮火压得死死的，伤亡不小。桥对面的高地上，吴佩孚的炮兵阵地居高临下，一炮一炮往下砸，步兵根本抬不起头。
就在这个当口，一个代理排长带着手底下那点人，做了件谁都没想到的事，他直接往炮兵阵地冲了。
这个排长叫徐海东，二十六岁。半年前还在武昌街头挑水卖，一桶水赚几个铜板，连革命的门都找不着。再往前数，他在窑厂烧了整整十一年的砖，手上的老茧比砖还硬。
一个排对四个炮兵连，这仗按常理没法打。但他打了，而且打赢了。
四个连的炮兵被端了窝，十二门火炮成了北伐军的家伙。战后，徐海东被正式提为少尉排长。
汀泗桥拿下来了，吴佩孚的门槛被踹碎了。北伐军一路推到贺胜桥、武昌城下。
这是徐海东在这座"南边门户"上的第一个功绩，一个烧砖的泥腿子，用命在武汉的大门上刻了自己的名字。，但这只是个开头。
后来的路，比冲炮兵阵地难一百倍。
五千块大洋和一条命
1934年冬，大别山区，这时候徐海东的身份已经变了。他是红二十五军的军长，手底下不到三千号人，对面围上来的敌军有多少？十万出头。
中央的指示他们北上，三千人的北上，没有地图，没有电台跟中央联络，没有友军接应，沿途全是虎视眈眈的地方军阀和中央军嫡系。这支部队的平均年龄小得离谱，十几岁的娃娃兵一抓一把。
出发前，徐海东主动把军长让给了程子华，自己退到副军长的位子上。他觉得程子华是中央派来的，统一指挥方便。
一个打了这么多年仗的人，把最高指挥权交出去，连犹豫都没有。
接下来的十一个月就是玩命。
从河南打到湖北，从湖北杀进陕南，再从陕南翻过秦岭往甘肃走，一路上大仗小仗没断过。
徐海东在这条路上挨了他这辈子最狠的一枪，子弹从左眼底下钻进去，穿过脑袋，从耳朵后头飞出来。
没有手术室，没有麻药，什么都没有。女战士周东屏找来盐水，一遍一遍给他洗伤口。四天四夜，他才睁开眼，后来周东屏成了他媳妇，但当时谁也没工夫想这些。
这是他第九次负重伤，之前有一回，子弹卡在腿骨里，他自己伸手把弹头拔了出来。美国记者斯诺后来问他怕不怕受伤，他咧嘴一笑，露出几颗缺了的门牙："不怎么怕，从小就挨打，早已习惯了。"
1935年9月，红二十五军杀到陕北，这是所有长征队伍里头一个到的。
一个多月后，毛泽东带着中央红军也到了陕北。那会儿中央红军的处境太穷，爬了雪山过了草地，人困马乏，兜里叮当响。毛泽东亲笔写了张条子，意思是想跟徐海东借两千五百块大洋，先把眼下的难关扛过去。
条子送到徐海东手上，他把管钱的叫来，问了句：“咱还有多少家底？”
答：“七千块。”
徐海东没多想，撂下一句话：“留两千，剩下五千块全给中央送去。”
连借条都不打，他还附了一封信。信的内容没有完整流传下来，但那五千块大洋加上后来送去的一大批棉衣棉被和枪支弹药，毛泽东记了很多年。
后来他在干部会上不止一次说过，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，是徐海东帮了大忙。
如果没有这三千人趟出来的路，中央红军到陕北连个落脚点都悬。如果没有这五千块大洋撑过那个冬天，后面的事谁也说不准。
这笔账没法用军衔来算，但到了1955年算总账的时候，组织心里有数。
不过，能算账的前提是人还活着，而徐海东差一点就没活过1940年。
第四章 藤椅上的大将
1939年底，皖东，这是徐海东一生中最后一场仗——周家岗战斗。他带着新四军第四支队跟日军周旋，毙伤日伪军一百六十多人。打完这一仗，他倒下了。
1940年1月，旧伤复发加上劳累过度，他一口血喷在作战地图上，从此再也没能站回指挥位置。
接下来就是漫长的、看不到头的养病生涯。安徽、淮安、山东、大连、每挪一个地方，就像被战争的浪头多推了一步。他身边的人在打仗，全中国都在打仗，他只能躺着听。
在大连住了九年，刘少奇来看过他，周总理来看过他，朱老总也来过。每次有人来，他都撑着坐起来聊几句，送走客人又躺回去。
据说他在大连养病期间最常做的事，是趴在床上翻看旧地图，琢磨当年打过的仗。
1955年，大将的名单报上去，据党史文献记载，是毛泽东亲自提议把徐海东列进去的。组织上的态度很明确，不高也不低，正合适。
徐海东自己不这么看，他觉得亏心。他跟周总理说过，跟身边的人也说过，反反复复就是那个意思：“别人在前线拼命的时候我在床上躺着，这个衔我拿着烫手。”但没有人同意他往下降。
毛泽东给他的评价只有两句话。
一句是"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"——这说的是汀泗桥、大别山、陕北那些年攒下的血本。
另一句是"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"——这说的是他的出身，六代窑工，烧砖的苦力。
1956年他从大连搬到北京，周总理早在头一年就交代要给他盖栋房子，他回绝了。1960年总理又提这事，他还是摆手不要。
这个人的脾气很怪，战场上敢一个排冲炮兵阵地，敢把子弹从自己骨头里生拔出来，敢在全军最危急的时候把五千块大洋拱手送人，但面对一栋房子，他退了。
他在北京又住了几年，主要精力花在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上。1962年书编完，他又吐血病危。
1970年3月25日，徐海东在郑州去世。
距离他在汀泗桥上一个排端掉四个炮兵连，过去了四十四年。距离他在陕北掏出五千块大洋救急，过去了三十五年。距离他最后一次上战场，过去了整整三十年。
他在大连的旧居后来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，在西岗区文化街七十五号。房子不大，混在居民楼中间，安安静静，门口没有"大将故居"的显眼招牌，路过的人大多脚步匆匆，不会停下来。
他们不知道这里住过一个人，一辈子打过的仗够写一本书，身上的伤疤比勋章还多，到头来在病床上躺了半辈子，组织给他排了个第二。他嫌高，组织说：不高。
斯诺在陕北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彭德怀笑着给斯诺指了指那边："那位就是著名的赤匪，你认得出来吗？"
徐海东当场脸红到脖子根，咧嘴笑了，露出几颗缺了的门牙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
那时候他还站得住。
参考资料：
中国共产党新闻网·党史频道《徐海东 出身最苦的大将》
百度百科"徐海东"词条（引用《徐海东传》及相关党史文献）
湖北日报·荆楚网《开国大将徐海东——满门忠烈南平期货配资，73位亲属为革命捐躯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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